新华网福州10月29日电(记者涂洪长)婆婆不“配合”拆迁,身为人民教师的儿媳竟被调至拆迁指挥部。长沙某小学老师谭双喜的遭遇使“株连式”拆迁再次被放在聚光灯下。公众眼里毫无道理和人情的“损招”,却屡屡被一些地方、一些干部奉为“妙招”,个中缘由值得深思。
谭老师的遭遇只是“株连式”拆迁的鲜活一例。近年来引发争议的征地拆迁事件中,以亲情绑架的方式做被拆迁群众“思想工作”的做法并不鲜见。一部分以政府文件形式白纸黑字“红章”地做出决定,更多的却是通过会议、谈话等给当事人不断施压,形式或显或隐,“威力”与“压力”在弱势一方却可等量齐观。
“株连式”拆迁体现的是典型的权力的肆意和放纵。受“株连”者常见的身份多是教师、医生、基层工作者等公职人员,以“非常手段”逼迫其参与和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拆迁,既超出了所属公职单位的管理权限,更有悖现代社会基本的法制原则。从社会角度而言,哪怕最终拆迁户“就范”,也极容易对家庭亲情和人格尊严造成持久性伤害。
近年来,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非法拆迁、野蛮拆迁,但“株连式”拆迁却仍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,折射出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不良政绩观,只管进度,不讲态度;只管有效,不顾有害;只管“摆平”,不论水平;只顾迎合长官意志,不惜挫伤群众意愿。
随着法制健全和经济社会发展,阳光、规范、和谐地推进征地拆迁已渐成共识。再正当的征地拆迁行为,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尺子、制度的笼子,同时要更多地照照社会民生的镜子。谭老师的遭遇反响和其后地方部门的尴尬自辩表明:用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做群众工作,最终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。